百戏:千年梨园里的烟火人间
百戏主要是什么戏曲类型
百戏:千年梨园里的烟火人间
在北宋汴京的勾栏瓦舍间,一群身着彩衣的艺人正在表演:有人踩着高跷扮作巨灵神,有人手持火把吞吐烈焰,更有伶人唱着缠绵悱恻的曲调。这种被称为百戏的表演艺术,既非单纯的歌舞杂技,也不是纯粹的戏曲表演,而是中国最古老的综合艺术形态。当我们揭开历史的帷幕,会发现这部流动的民间艺术史,藏着最鲜活的人间烟火。
一、市井长街里的艺术基因
百戏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巫觋祭祀。在陕西临潼出土的战国宴乐纹铜壶上,清晰地刻画着击磬、吹竽的乐师与持戈而舞的武士。这些祭祀仪式中的歌舞元素,逐渐从神坛走向市井,在汉代形成了角抵戏的雏形。汉武帝元封三年春,长安城平乐观的百戏汇演中,三百里内皆观的盛况,印证了这种民间艺术强大的生命力。
唐代长安的东市西市,百戏艺人创造出参军戏这种戏剧性表演。周季南、刘采春等名伶以时事为题材,用插科打诨的方式讽喻朝政。敦煌莫高窟第85窟壁画中,绘有戴幞头、穿圆领袍的丑角正在戏弄绿衣参军,这种苍鹘打参军的表演程式,成为后世戏曲行当划分的源头。
宋代瓦舍勾栏的兴盛,让百戏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的筋骨上索杂手伎傀儡悬丝杂剧等五十余种技艺,既有达官显贵追捧的雅乐,也有贩夫走卒痴迷的俗艺。这种艺术形态的包容性,恰似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描绘的汴河两岸,三教九流皆能找到自己的审美趣味。
二、戏台春秋中的技艺熔炉
百戏的表演场所本身就是部流动的戏剧史。汉代平乐观的露天广场,到唐代寺庙前的戏场,再到宋代专业化的勾栏瓦舍,演出空间的演变折射着艺术形态的成熟。元代杜仁杰在《庄家不识勾栏》中描绘的要了二百钱放过咱,入得门上个木坡,正是当时市井看戏的真实写照。
表演形式的兼收并蓄更令人惊叹。汉代《东海黄公》已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,艺人要完成赤刀禹步的程式化动作。唐代的《踏摇娘》融合歌舞与戏剧,女演员且步且歌的表演方式,直接影响了后世旦角的台步与唱腔。元代杂剧大家关汉卿的《窦娥冤》,其六月飞雪的超现实表现手法,正是承袭了百戏中吞刀吐火的神异传统。
这种艺术形态对后世戏曲的滋养清晰可辨。昆曲的水袖功源自百戏中的长绸舞,京剧的武打套路脱胎于角抵戏的格斗技艺,川剧的变脸绝活则可追溯至汉代易貌分形的幻术表演。正如明代汤显祖在《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》中所言:杂剧传奇,皆百戏之流变也。
三、草根舞台上的文化密码
百戏的题材选择堪称市井生活的万花筒。《盐铁论》记载的戏倡舞像,演绎着市井传奇;南宋《武林旧事》记录的绯绿社杂剧,多取材于民间诉讼案件。这些作品像一面镜子,映照出古代社会的世态人情,就连朱熹在《朱子语类》中也感叹:今之杂剧,大抵皆是借古人之名,演今人之事。
表演程式的世俗化特征尤为明显。宋代哑杂剧完全依靠肢体语言叙事,元代笑乐院本专事插科打诨,明代过锦戏则追求服饰的华美炫目。这些艺术形态不追求阳春白雪的雅致,而是扎根于百姓的审美趣味,正如冯梦龙在《古今谭概》中所说:俗人所好,不过博笑而已。
这种艺术精神在今天的民间依然焕发活力。福建的莆仙戏保留着宋代南戏的遗韵,山西的赛戏延续着祭祀戏剧的传统,川北的灯戏仍在上演跳加官的古老程式。这些活在民间的艺术瑰宝,恰似钱钟书先生所言:俗文学里常有比正统文学更真实的人生。
从汉代平乐观的角抵戏到今天的民间小戏,百戏穿越两千年的时空,始终保持着与市井生活的血肉联系。这种艺术形态的伟大之处,不在于创造了多少精妙的程式,而在于始终为普通人保留着表达与宣泄的通道。当我们在博物馆里凝视汉代说唱俑憨态可掬的笑容时,仿佛能听见历史深处传来的市声喧嚣,那正是中国文化最本真的心跳。
